2月13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文件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并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和具体安排，释放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将“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专门作为一部分内容进行重点阐释。明确提出，“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前沿技术突破。”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最传统的产业之一，如何应用先进技术与模式改造升级农业生态，一直都是个复杂的课题。
　　科技应用在农业领域的过程中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农业产业生态的构建中，企业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经营信心？
　　带着这些问题，《决策之道》专访了正和岛上海岛邻、上海华维可控农业科技集团董事长吕名礼，倾听了这位农业领域企业家近来的感受和心声。
　　以下为此次对话精编。











　　《决策之道》：您从2001年至今深耕农业灌溉和可控农业领域，在这些年的行业观察、企业经营中有哪些比较深的体会，可否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

　　吕名礼：我在湖南湘江边的农村长大，从小看到的要么是洪水滔天，要么是水稻田都旱得裂出拳头一样宽的口子，亲历过“靠天吃饭、吃不好饭”的困顿。后来我考取中国农业大学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服务农业，是地地道道的“新三农人”。
　　我在不缺水、“小农业”的上海，22年来坚持做灌溉和可控农业，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热爱。
　　我是科班出身，对农业灌溉行业比较了解，算是理解产业发展的痛点。这个行业里存活20年以上或者哪怕15年以上的企业都屈指可数，能够长期活下来的企业，都是坚持长期主义的。这是第二个关键词——长期主义。
　　所以我觉得，要做好灌溉事业就要有自己的根基。华维集团21年来坚持“用科创扎实业的根”，不做短期的工程项目，也不做洋品牌的代理。科创实业就是第三个关键词，也是长期主义的根。

　　我读高中时，班主任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时我还不太理解这个成语，后来自己做企业，由于本人不善应酬，不擅销售工作，就从专业出发坚持做好华维的产品、体系和模式，自然而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渐渐明白了什么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就是第四个关键词，也是我的立人信念和华维的立业理念。

　　《决策之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注了三农问题，提到“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您在求学时和启动创业时，内心都受到过以色列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冲击。在您看来，科技在农业领域特别是智慧灌溉和可控农业领域的应用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吕名礼：客观来说，我国农业目前面临着一系列比较大的挑战。

　　十几年来，我国的土地流转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人口占比已经不足40%，只有5亿多人，再去掉2亿多农民工，种地的农民就更少了。
　　那谁在种地呢？在上海，是“老外”，也就是老年人和外地人在种。农业未来面临的就不仅是劳动力“贵不贵”，而是“有没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劳动力却越来越少，农业科技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强，那该怎么办呢？
　　老吕常分享四句话：耕牛退休，“铁牛”下田；农民进城，“专家”种地。“铁牛”不单指农业机械，更是包括可控农业、智慧灌溉在内的一整套现代化农业装备和体系，“专家”就是用这套农业体系武装起来的新型职业农民。
　　所以，这也是可控农业和智慧灌溉的重大机会，很多社会资本正在涌进农业种植领域。
　　在我看来，真正的挑战不是政策的挑战，也不是技术或者市场的挑战，而是人才的挑战。
　　第一，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接受新技术、新模式有一定难度。在以色列或荷兰，5%甚至3%的农业人口就能养活全国，这些农业人口很大比例都受过高等教育，而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还很低。
　　第二，在我国的社会传统观念里，农民是低人一等的“身份”。很多家长不支持、学生不愿意报考农业院校，哪怕进了农业院校，毕业后也不愿从事农业工作。
　　这样的传统观念需要漫长的改变过程，需要人们认识到搞农业也能挣钱，需要“农民”从低人一等的“身份”变成体面的“职业”，需要农业产业的整体进步，但现阶段它的确导致了农业产业人才严重缺失。
　　第三，我国农业产业生态还是比较散碎、割离的，这是“种地不挣钱”和人才不愿加入的根本原因。2014年开始，我一手创建经营过一个农场，历时5年多、交了2000多万元“学费”后，仅仅获得一个痛的领悟：“农、工、商”各有基因，不可能通吃。
　　也就是说，搞种植的“农业”、华维这样搞智慧灌溉和可控农业支撑体系的“工业”以及很多线上线下从事商品流通的生鲜平台，这三个环节还没有形成良性产业生态。
　　当前的生鲜平台都面临着“品控”难题，也就是怎样才能持续收购优质的农产品。而且生鲜平台常把收购价压到种植基地的成本以下，导致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公司“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最终造成“农民卖难、市民买难、平台两难”的困局。
　　如果生鲜平台摆正生态位，如果“农、工、商”各扬其长、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个环节共赢，形成良性循环，构建真正的产业生态，就都能挣到钱、都能体面起来，人才自然就来了。
　　当然，农业产业面临的挑战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粮食安全战略空前重要的新形势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史无前例地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专门解读了“农业强国”的要义，就是努力实现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
　　我理解，华维21年来致力于推广智慧灌溉技术和可控农业体系，就是通过强大的科技装备和“政产学研金服用创”八位一体的经营体系，构建强韧性的产业，从而确保供给保障强，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完全符合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和唐部长的解读。
　　总之，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我国农业产业面临的挑战也为智慧灌溉和可控农业行业带来了巨大机遇，市场容量不可限量。



　　《决策之道》：您认为在农业产业生态的进一步构建中，企业家目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吕名礼：当前，我们有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生鲜品牌，有褚橙、佳沃等农产品品牌，对建设农业产业生态应该是有拉动效应的，但整体现状并不乐观。

　　我接触了不少农业企业，所看到的是，不仅没有多少企业能够真正成功、真正起到正面带动作用，一些原本很强的企业反而已经破产或者面临破产。比如著名的海升集团，这是一家相当厉害的农业企业，由于多种因素，现在也面临着破产。
　　但是我相信农业产业生态的进化一定会到来，而且正在加速形成。为什么？一方面是国家政策推动，这是行业大势、民生大势、历史大势。
　　另一方面，新冠感染疫情在改变消费端的习惯，比如过去买菜往往是老人到菜市场买，现在很多工作繁忙的年轻人习惯通过生鲜平台购买，新的消费模式对产品质量和效率的要求高了很多，从消费端促进平台端和种植端的进化。
　　还有一方面是农业经营主体的新陈代谢，老一辈农人不可避免会退出，新的经营主体要担负起种植、经营的责任。现在的农业不是“读不好书就去种地”的传统农业了，而是“读好了书才能搞得好”的现代农业、AI农业。
　　而且，那些“初心不正”的、挤进来“‘搞农业’的房地产商们”也在一次次退潮中现出原形，无以为继了。所以，农业产业生态会在物竞天择的进化中渐渐走向有序。
　　我想，可能再经过三五年的发展，在良性的农业产业生态形成之后，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涌现一批有行业标杆作用、有影响力的农业企业和企业家。

　　《决策之道》：新冠感染疫情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习惯，可能加速农业产业生态的进化，那么疫情对您的企业经营有哪些影响？您的经营信心是怎样的？

　　吕名礼：这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影响。2022年上半年上海遭遇疫情，华维集团上海总部一度停摆，内蒙古和湖南的两个生产基地也因为疫情两度停摆，这就导致完全没有办法出差，新业务没办法谈，已经跟进的投标动作也没有办法完成，甚至好几个既定项目也被其他公司截胡了；原材料进不了公司，产品也发不出去，签了合约、拿了订金的订单没有办法交付，只能忍痛退款。
　　不过，由于我们坚持长期主义，坚持“用科创扎实业的根”，这3年里还有一定的相对增长，不仅不裁员、不降薪，反而扩建工厂，扩张团队，持续扩大经营规模。
　　我们的业务模式也从单纯的智慧灌溉业务进化到了可控农业，这是在2020年疫情肇始之年进化出的第二条业务曲线，在3年间带来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为什么要发展可控农业“一站式”服务呢？因为无论是经营主体还是政府机构，真正需要的绝不是昂贵的以色列灌溉和荷兰温室，不是炫酷的数字化，不是任一单项技术，而是真正能“基于作物、基于产业”的实效解决方案、栽培体系和作物工厂，是良好的投入产出比，是“让生产可控、效益可控”的可控农业体系。
　　总的来说，作为业界同行创始人中少有的科班出身，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智慧灌溉和可控农业的市场刚需非常大，还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科创实业”的华维也不缺资源，未来将会进一步培育、推动市场意识。
　　另外，我认为中国农业产业的痛点是系统性的，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专家会诊、系统治理”。现在的政策对农业是高度重视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但一些领导对乡村振兴到底怎么搞还缺少头绪。
　　华维历经多年实践，构建起“乡村振兴华维模式”：借鉴工业经济开发区的成功经验，用可控农业产业模式解决农业产业生态链问题，规划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模式。
　　也就是说，华维不像市场上的常规打法那样去“揽工程”，而是以县委、县政府乡村振兴顾问的角色，协同有关部门基于县域特色、市场需求，“做好一个顶层设计、打造一个产业平台、引入一链集群企业、聚合一众高智资源、转化一批科创成果、培养一批农科人才、创建一个区域品牌、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这堪称华维业务模式的最高层级，是“基于顶层设计、基于产业生态”的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更是政府和社会最真实、最根本的需求——不同于常规的工程项目模式，在“顶层设计、分步实施”的规划下，花的每一分钱都能看到效果，都会导向“设计好的”最终成果，政府出政绩，产业能兴旺。
　　这个模式全面打通之后，华维将从线性发展进化成倍数发展，甚至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



　　《决策之道》：您对乡村振兴事业是很有抱负和信心的。在华维集团官网上，党建工作的板块非常醒目。您可否介绍其中的缘由？

　　吕名礼：我在中国农业大学求学期间就入党了。我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热爱历史。我始终认为共产党是先进分子的集合，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抱有崇高的理想和使命。　　

　　共产党在28年里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不断自我进化，历经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苦难与辉煌，对于企业经营而言是极其宝贵的营养。

　　我利用每晚的时间，通过学习强国看完了《中国通史》，发现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替都跟灌溉息息相关——凡是重视水利、搞好农耕的王朝，一定是太平盛世；凡是水利农耕废弛的王朝，老百姓一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终揭竿而起。秦始皇一统六合就是建立在都江堰之上，建立在郑国渠之上。
　　所以，灌溉，不止于灌溉，灌溉的是作物，幸福的是百姓，繁荣的是文明。华维的可控农业事业，是完全契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一方面帮助农民实现不离故土、造血式的脱贫致富，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食品安全问题。服务农民加上服务市民，就是服务人民。
　　“为人民服务”不仅挂在华维的墙上，更践行在工作中。作为上海市金山区“党建名师”，我应邀做党课分享时不讲空洞理论，讲的都是自己和华维人在岗位上怎样践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了承扬千年农耕文明和上善若水的文化，我自己领衔从浩若烟海、毫无先例可循的典籍中历时3年整理出百万字的中国灌溉史，并在上海以一家民企之力投资打造了中国第一家灌溉博物馆和可控农业科技馆，得到业界泰斗和众多到访外国使节的一致赞誉，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成为全国各省市和“一带一路”农业水利官员研修的课堂。
　　我理解，这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如前所言，华维21年如一日，由“节水灌溉”迭代到“水肥一体化和作物生长管理”，进而迭代到融合数字化技术的“可控农业”。我理解，这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网红猕猴桃的背后也有华维智慧灌溉系统的助力，这样通过华维产品、技术和模式带动共同富裕的案例不胜枚举。我理解，这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华维21年来从事的事业，就是在践行党的先进性，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是华维重视党建的根本原因。
　　华维重视党建工作，华维人践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从岗位上、内心里流淌出的自觉，不是形象展示，完全不违和。这个社会里谁都不傻，是无病呻吟唱高调还是发自肺腑地认可与热爱，谁都能看明白。

　　《决策之道》：重视党建工作是华维集团企业文化的一个亮点，在您看来，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应该怎样落在实处？

　　吕名礼：重视党建工作不能唱高调。我们既有“党建引领聚合力、科创实业兴三农”的理念牵引，更有日常工作的践行。
　　一方面，华维的企业使命是“让天下种植者轻松赚大钱”，业务逻辑是帮助客户通过应用华维产品、技术和服务多赚钱，比如客户兜里有5元钱，华维不是想办法把那5元钱赚过来，而是帮助客户把5元变成100元。这样一来，客户肯定会高高兴兴地和我们合作。
　　另一方面，我常跟同事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靠的是每个人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我一直认为，只有当个人需求、公司需求同产业需求、民生需求、国家需求逻辑相通、合而为一的时候，员工才能真正热爱工作、自然而然地做好工作，实现华维价值观倡导的成功等式：“诚信做人+用心做事=快乐生活”。
　　员工做好了工作，收入提高了，职位提升了，自己和家庭自然会快乐。试问，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快乐，每个中国家庭都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是就实现了？
　　我们每周三、周五有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华维悦读”活动，这也是华维价值观落地的载体。活动出发点是促进部门交流、倡导终身学习，重在一个“悦”字——“悦”分享、越成长。
　　活动早期以一起读书为主，现在可以自由交流，谈工作得失、生活体会，也有一些类似党课的分享。老吕从井冈山培训回来后也在活动上和同事们交流，让大家明白党的伟大使命和我们的日常工作紧密相关。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在做生意，而是在从事中国农业产业技术和模式的革命，在勉力推动中国农业产业的整体进步。这些年里，我获得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荣誉；作为体制外人士，2022年我还光荣当选了上海市党代表。我想，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真谛。

　　《决策之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个成语对您影响很深。您提到过中学时候以此为题的命题作文，您的公开履历里有在大学担任文学社社长的经历，早年还担任过杂志总编，但之后并没有将文学当作事业。您怎样看待人生之路的选择？

　　吕名礼：我初中时数学考过19分，看到数学就怕，但语文成绩比较好，我在初中、高中、大学都当过文学社社长。中国农业大学挚友社还是蛮牛的，获得过“全国十佳社团”，往届很多社长毕业后都去了农业部或其他部委工作。我本来也考过公务员，但1998年遇上了部委机构大精简，阴差阳错没去成。
　　后来，我入职上海一家台资灌溉公司，但老板不讲诚信，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和银行巨额贷款后跑路了，我因此“被失业”了，学农水、干农水的梦想看似破灭。
　　后来我到一家行业杂志当总编，尽管工资比在台资企业时翻了1倍多，但内心总觉得“写诗写不过李白”，不能把文学当饭吃。我心里老想着靠天吃饭、吃不好饭的家乡农民、中国农民，想着利用在母校所学为改变中国农业做点工作，终于在2001年春节后下决心创业，就这样一干就是21年。
　　我觉得个人兴趣和事业有很大差异，没有从事文学工作倒也没有遗憾。一方面自己也谈不上太懂文学，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别人有时抬举说老吕事业做得不错，我想可能是自己数学不好不去算账，语文好一点、能做做企业文化的原因。
　　在行业里，华维的企业文化做得算不错的——我们除了“华维悦读”，还有《华维人》报、“华维好声音”和《华维之歌》，歌词是我和中国农业大学葛长银老师一起创作的。
　　中国灌溉博物馆里的上百万文字，是我反复修改过的。由挚友社我的前任社长彭凌撰写底稿、文言文体的《中国灌溉博物馆记》里，也有我字斟句酌的心力和20余年的执着。
　　总之，不去算账、不去计较，在创业伊始就特别重视品牌打造和文化建设，确定有一定高度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让事业从一开始就不止于生意和买卖，我想这是母校“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和自己的经历、体悟在经营上的体现。
　　很多领导、专家、客户、同行都愿意跟我交流、合作，我理解，应该是他们认为跟有点文化素养的老吕、华维打交道是很靠谱的。
　　还可能是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两个人：一个是想仗剑走天涯的李白，一个是想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大家有时听到老吕的分享，击节叫好，应该是因为我把他们内心深处的李白和陶渊明给活化了。
　　这应该就是文学的力量吧。